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向好表现亮眼 月度进出口连续一年保持正增长

习近平今年五四前夕在考察具有鲜明法科特点的中国政法大学后仍然提出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可见其对道德的重视。

这一现象提示了，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比如人事变更，这一工会新角色的持续和扩展能力可能面临挑战。工会跟很多政府职能部门有常规工作联系，它能够接近公务机构，也能接近市场组织，即连接政府部门、法律机构、企业主和劳工

工会连接行政和社会资源的位置，使其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特殊能量。而义乌工会的新角色填充了上述结构洞，它将国家(公务机构方)和社会(服务需求方)制度化地联系起来了，结果使双方的接触通过这种中介机制更容易进行。此经验并非外来，答案也不复杂：要想避免人们采用极端的方法、吸引他们利用法律解决问题，需要使法律途径在上述几点上优于其他任何方法。它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结合点，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中国经验。这些角色改变了工会的形象：它们从高高在上变成服务工友，从关门回避变得开门迎客，从被动消极变得积极参与，从软的福利发放变得渐硬——介入处理工人面对的棘手问题，从声称代表一个团体变成处于劳、资、政府职能部门三方之间的调解者，其活动领域从条块分割变得伸展——他们开始尝试跨单位、跨部门、跨级别、跨领域的公共责任拓展。

可以初步提出几个定律。但工会的社会团体性质特别，它在行政体制内具有人事编制、资源划拨和机构地位，有常规发言和反映问题的组织渠道。在《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三条有关群众参与规定的基础上，修法时增加设立传染病预防日及预防周，定期开展一系列宣传、倡导和演习活动的规定。

面对科学造成的风险，贝克提出在反思性科学化条件下将风险转化为机会的路径[8]。传染病预防和疫情控制需要以政府为中心，所以关于政府责任的分配、组织体系安排等也是法律修改的重点。这是消极权利，也是在防疫和应急管理中民众最为关注的权利。修改《传染病防治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目的，提出疫情防控的制度目标是国家承担责任。

修法时尽量明确列举行政权力范围，既有利于防疫，也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第二，明确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的职责。

摘要：《传染病防治法》是预防传染病和控制重大疫情以及监督保障应急防疫工作的基础性法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凸显出此法存在的不足。风险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是可归责于人类行为的对未来造成的不确定损害，不同于具体的现实的危险[1]。风险沟通 作者简介：李少文（1988-），男，湖北钟祥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教授。对此，《传染病防治法》未做规定。

由于没有统一组织，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采取临时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做法。其三，公众的正常生活权利。第三，重视政府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体系，贯彻中央地方双向并行的治理逻辑，加强问责。（一）建立专家决策制度 传染病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存在的专业性特点需要专家处理。

在疫情发生时，医疗机构要全力投入救治传染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并在医疗保险等保险赔付方面予以优惠。它的视野被对生产力的好处所指引。

这涉及《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的规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

鼓励各类慈善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等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防控工作中。中央和地方间如何承担风险构成立法的关键问题，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是地方职责和地方事权。另一方面，吹哨人还能够避免专家的独裁以及防止专家官僚化导致的专家系统失效。（二）完善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 首先，加强和丰富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传染病防控决策不同于一般重大行政决策，而是需要更加注重科学性，更加注重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二）建立统一规制机构 首先，通过《传染病防治法》建立统一规制机构并规定其职责，替代目前没有统一有效指挥机构的困境。

立法规定它可以监督地方的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职的监督，从而为地方政府引入了科学决策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不过，在修改《传染病防治法》之际，可以考虑将条例的一部分内容写入其中，增强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条例第十四条有关国家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的规定，可以结合统一规制机构进行设计。

（二）公共卫生应急程序 其一，在《传染病防治法》之外，目前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作为法律依据。疾控机构在发出预警的同时，必须向同级卫生卫生行政部门、同级政府和上级疾控机构报告，并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向国家传递信息。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有关防治计划。虽然防疫会影响民众的生活，但公权力不应过度介入私人领域。

该条例并不仅仅针对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宜将其并入《传染病防治法》，所以它仍有存在的必要。此外，地方之间的防疫合作关系也要引起重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第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共同分担风险。

如此就能实现传染病信息的及时披露，避免瞒报、漏报、误报、迟报。作为应对风险的综合行政法，它必须正视外部风险社会的现实，不可能忽视复杂社会现实造成的法律应对难题。

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风险立法观，即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其中，对防疫措施手段的专业性阐释尤为重要，这也需要专家发挥作用，体现出决策的科学性，说服民众，增强决策和具体措施的认受性。

可在总则增加一条强调传染病防治工作必须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合作。专家名单须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中载明，并根据传染病防疫具体情况及时调整。

法律修改应当立足风险社会的背景，坚持有限功能主义立法观，做好风险分配。（三）公民权利保障程序 其一，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法律修改必须确保公民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在风险治理中，科学理性越来越重要，并且主要以专家形式体现出来。

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专家理性的主要代表是国家及各级传染病防控机构。传染病防控机构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纳入广义的疾病防控机构之中，但要单独规定传染病防控的职责。

因此，可将此权限调整为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公布，既增加地方自主性和责任，又避免中央地方沟通造成的困境。这主要涉及到传染病疫情的预警权和信息公布权。

在风险规制领域，政府越来越强势，法律控制也在从规制行政权运行过程转向考察权力运行后果，通过法律责任设计实现反向控制。在疫情扩散造成的应急管理中，风险沟通能够促进应急状态下的政府有效运作，并平息社会抗议。